广州的管理者应该认识到，在1000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区搞市政，和在一个7000平方公里的大都会区搞市政，不是量的区别，而是质的区别。在过去的老广州，一个越秀区的资源就足以服务整个城市，但在今天的大广州，一个越秀区是远远不够的，番禺、花都的居民不可能都跑到越秀上名校。换句话说，在大广州的空间格局里，只有公共资源均等化，才能实现城市的正常运转。

在7000多平方公里的大广州地图里，有一块3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非常特别，它是广州面积最小的区，却是全市能量最大的区。在广州2200年的城建史上，无论风云变幻、沧海桑田，它一直都是城市的中央枢纽。

今天，这个叫做越秀区的最小城区，仍是广州乃至广东当之无愧的中央政务区，它聚集了广东省、广州市两级党委与行政中心，以及众多华南大区机构，其行政机构聚集度之高在全国副省级城市行政区中实属罕见。

高度聚集的行政机构吸引了高密度的公共资源。公开资料显示，越秀区聚集了全市最多最优质的教育、医疗与文化资源，在省级名校、三甲医院、国企总部等细分指标上，几乎可以占据中心城区半壁江山。

高密度的公共资源又吸引到高密度的人口与经济要素，越秀区的人口密度超过3万人每平方公里，远超广州其他行政区，与上海黄浦区、纽约曼哈顿相当；在GDP指标上，越秀区长期与天河保持细微差距，稳居全市第二（新一轮区划调整后略低于新黄埔区），去年更是以全市0.4%的面积，占据全市约15%的经济总量，经济密度远超天河与萝岗；在经济结构上，越秀区的总部经济与高端服务业均很发达，其第三产业占比高达97%左右，超过天河区。

如果要在全市11区中找一个全能冠军，那一定是越秀，其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均高度发达，没有偏废，尤其是在科教文卫等公共资源的聚集度上，可谓独孤求败，即便是万众瞩目的天河区，也只能自叹不如。

越秀区今天的辉煌，靠的是广州2200年城建的漫长积累，也是行政力量主导的必然结果，它是广州这座千年商都的精华所在，但如果把它放在广州全市的大格局来看，这种全能式发展又有其不合时宜之处。

经过多年的造城运动，广州的城市格局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由一个背靠越秀山的老城，逐步发展为今天环山绕水、俯临大海的大都市格局。产业、地铁、房地产、人口都逐渐分流到郊区，在中心城区之外形成一个个巨大的卫星城，但有一样东西却迟迟没有到郊区去，那就是科教文卫等优质资源仍然扎堆在以越秀区为代表的老城区，甚至出现相对过剩的现象。

可以说，在科教文卫等公共资源分配上，老城区是“吃不动”，近郊新城是“吃不饱”，远郊城区则是“没得吃”。所以，经过多年的发展，新城区的经济数据和人气是上去了，但在公共服务上还没有自成一体，仍然高度依赖寸土寸金的老城区。这多少说明了广州过去只是把新城区当作一个拉动GDP和分流人口的功能区，在优质公共资源的分配上却没有将其与老城区等量齐观。

这种发展的不平衡催生了蔚为壮观的钟摆式交通现象，每天有上百万的市民穿梭于老城区与新城区之间，通勤距离动辄数十公里。例如很多新广州人在番禺置业，但番禺公办教育资源严重匮乏，他们便想方设法把孩子弄到越秀区的名校上学，并支付昂贵房租陪读。这种分离现象当是“城市病”的一个重要体现。

广州的管理者应该认识到，在1000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区搞市政，和在一个7000平方公里的大都会区搞市政，不是量的区别，而是质的区别。在过去的老广州，一个越秀区的资源就足以服务整个城市，但在今天的大广州，一个越秀区是远远不够的，番禺、花都的居民不可能都跑到越秀上名校。换句话说，在大广州的空间格局里，只有公共资源均等化，才能实现城市的正常运转。

问题是如何均等化？动用行政手段，还是市场手段，或者别的？北京的做法可能是前者，前不久就有消息称北京市行政中心将迁至通州，以达到分流中心城区公共资源的目的。这一方面说明，北京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比之广州可能更甚；另一方面也说明，动迁行政中心可能没有想像中那么难。如果北京能够动迁成功，广州有没有可能效仿呢？

这个问题留给决策层去论证，笔者只想谈一谈另外几个选项，一个是有没有可能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达到目的？好学校、好医院是稀缺的公共资源，争夺肯定会很激烈，真正搬离出去想必很难，但好教师、好医生可不可以“搬”？

据说广州正在试行医生多点执业，如果这一举措能够顺利推广，那么好医生完全可以从老城区解放出来，自由选择执业点，医疗资源薄弱的郊区就有机会吸引好医生入驻。更进一步，省一级名校的老师能不能也试行多点执业？哪里需求更大，哪里开的薪水更高，就可以到哪里执业去，而不必被禁锢在教育资源过剩的老城区。